作为殖民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属印度地区（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以其异域的景致和情调、同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习俗，给英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极为理想的创作背景。于是我们看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批判声中，在现代主义技法实验的大潮中，一些作家同时也将眼光瞄向了这片奇异的南亚土地，并创作出大量优秀的作品。

然而单就长篇小说而言，在这些数量庞大、题材繁博的作品当中，真正称得上佳作的，恐怕除了吉卜林的《吉姆》（Kim）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行》（PassagetoIndia）以外，就当属奥威尔的这部《缅甸岁月》了。我曾长期怀疑，这是由于自己对英国文学史见识浅薄所致的个人见解，后来在批评家劳伦斯·布朗德（LaurenceBrander）的著述里看到了类似的评价，他认定《缅甸岁月》比之《吉姆》和《印度之行》差距尚大，但定要排个第三出来的话，还真是难有与之匹敌的。再翻到版权页一看，此书1954年便已出版，看来我的见识浅薄的确不假，而《缅甸岁月》的“探花”地位倒也不是一己之见。

奥威尔同印度有着极深的因缘，他的父亲长期供职于印度政府的鸦片部，而他本人就出生在印度比哈尔邦的莫蒂哈里，次年随母亲回国，公学毕业后，虽学业尚好，但未像其他伊顿生那样去牛津剑桥深造，而是重返亚洲，在缅甸做了五年（19221927）的警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亚洲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英国与缅甸民族关系最为糟糕的时期，于是，奥威尔也就亲历了诸多的民族隔阂，冲突，甚至杀戮，以及由此给双方所带来的难以摆脱的精神苦痛。奥威尔自认是大英帝国殖民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自然感受到难以承受的道德罪责。所以，如同当年的霍桑写作《红字》（TheScarletLetter）是意在给自己的清教徒先祖赎罪一样，奥威尔写《缅甸岁月》时，亦是感受到内心中有一股“我必须为之赎罪的庞大重负”，因此必须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获取内心的安宁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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