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奥威尔对世界事务的观点又大踏步地前进了。若从1927年的角度来看，人们就会有所怀疑，因为在奥威尔的早年生活中，在他离开缅甸时的那些不成熟的思想应该经历一定的时间成熟成可以感知的东西，人们不可避免地在他创作的作品中发现其充分的表达。这种情况可以分为3类：早期的诗歌和《在缅甸的日子里》中零零碎碎的尝试；1934年所发表的小说本身；最好的两篇随笔，即：1931年8月刊登在《阿黛菲》杂志上的《绞刑》和5年后刊登在约翰·利曼编纂的《新作品》上的《猎象》。奥威尔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有一个可识别的基调：朦胧、自怜自艾、用反对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极致的浪漫(“……我不在乎什么会来/当我埋入尘埃，国王和平民的肉身都会腐败/生命越来越痛苦；我却不在乎/所有的溪流与大海都流淌着鲜血”)。有一首叙述与缅甸女人睡觉的诗，名为《轻罪》，它似乎还有点意思，原因就在于它把精神——一座教堂，一个老处女在教堂里似猫叫春般地喊道“一个关于王冠和鲜血的可怕传说呀”——和世俗(逛“文明用语院”)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奥威尔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劫数、黑暗和徒劳在一首名叫《弗兰克失去统治时》的诗中达到高潮，它叙述了王国的四分五裂，最后提醒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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