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一人，好可怜。

——1934年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巴黎伦敦落难记》于1933年1月9日出版，虽然被广泛接受了，但还是不乏一些贬斥之词。一个饭店老板非常生气，写信给《泰晤士报》，投诉奥威尔的书损坏了他这个行业的名声。几天后，奥威尔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驳。他指出，受到抗议的段落不是针对整个巴黎的旅社而是具体针对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质疑奥威尔的评价。这些评论被送到蒙塔古镇的家里，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对此很感兴趣，同时又有一些惊恐。像他们这个阶级和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不赞成过于直露的情感和身体欲望的表达。阿弗丽尔回忆说，“那时从来不会讨论性和情爱之类的话题”。因此，知道儿子写的东西可以成为勃鲁盖尔画中的内容，布莱尔夫妇肯定会大为震惊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题材多么敏感，成为作家还是布莱尔夫妇能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所赞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奥威尔初步的成功，他们是非常高兴的。1月的第3个星期，奥威尔回到赫斯，留了100页《在缅甸的日子里》的稿子给摩尔，之前还又给摩尔写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说，《星期天邮报》上已经把这本书列为“本周畅销书”。这些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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