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森-罗平后来给我讲述这一插曲时，不无得意地说了这番话：

“当时让我吃惊，是我竟能够当机立断，接受索弗朗和玛丽-安娜是无罪的说法。我就像打了个引以为荣的漂亮仗一样，十分自豪，到今天还得意呢。我向你发誓，这一点可说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无论从精神意义上说，还是从侦探业绩上说，都超出了最著名侦探的最著名的推断。

因为，虽然反复推敲权衡，终究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使我能够重新审视案子。堆在两个囚犯身上的还是原有的那些罪名，而且是那么严重，严重到任何预审法官都会毫不犹豫地签署裁定书，严重到没有一个陪审团成员会对案情提出疑问。玛丽-安娜-弗维尔就不谈了，只要想一想牙印，就知道她的罪名是板上钉钉，无庸置疑了。但是加斯通-索弗朗，这个维克托-索弗朗的儿子，也有权继承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的人，加斯通-索弗朗，这个拄乌木手杖，杀了昂瑟尼探长的人，他的罪名难道会和玛丽-安娜-弗维尔的不一样吗？他不是和她一样，受到谋杀的工程师的指控吗？

可是，我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呢？为什么明摆着的事实我不接受，偏要背道而驰呢？为什么那叫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我偏偏要相信呢？那不可接受的理由，我偏偏要接受呢？

为什么？啊！大概，这是因为真相、事实在耳边响的时候，声音格外不同吧。一边，是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事实，所有坚信无疑的看法；另一边，只是一段叙述，而且是三个罪犯之中一人的叙述，因此，从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荒谬的，都是荒唐的……然而，这却是一个诚实的声音作的叙述，一段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叙述，没有半点虚构编造，从头到尾，没有半点复杂之处，也没有半句不实之词；这是一段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结论，却因为诚实，而迫使任何公正的头脑都要重新审视已有结论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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