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我的儿子库尔特一周岁。奥斯卡，父亲，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此事，暗自想道：还要等上两年。一九四二年十月，蔬菜商格雷夫在一座形式如此完善的绞刑架上自缢，因此，我，奥斯卡，一再把这次自杀列为庄重的死法之一。一九四三年一月，大家对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谈论得很多。由于马策拉特像以前强调珍珠港、托布鲁克和敦刻尔克那样地强调这座城市的名称，我因此不再去关注这座遥远的城市里所发生的事件，而去注意我从特别新闻广播里所了解到的其他城市；因为对奥斯卡来说，国防军报道和特别新闻广播乃是一种地理课。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库班河、缪斯河和顿河是在哪儿流着呢？有谁能比关于远东各种事件的详尽的无线电报道更好地向我说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基斯卡岛和阿达克岛的地理位置呢？就这样，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学到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位于伏尔加河畔。不过，我并不关心第六军，我关心的是那时患上轻度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

患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日见好转期间，无线电里的报道继续开它的地理课：勒热夫和杰姆扬斯克。对于奥斯卡来说，这两个地点仍然是他闭上眼睛马上能在任何苏维埃俄罗斯的地图上找到的。玛丽亚病刚好，我的儿子库尔特又得了百日咳。在我想法子记住激烈争夺的突尼斯的几块绿洲的极难记的名称期间，小库尔特的百日咳停了，非洲军团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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