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津恭太以“前穗高峰亡友记”为题写了一篇随笔式的文章，登载于大报之一的K报社的晨报文学艺术栏里。这是鱼津从酒田归来十多天以后的事。

这篇随笔分为上、中、下，连载了三天。登载上篇的那天，鱼津刚上班，常盘大作就立刻和他交谈了。

“你的文章高明极啦！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叫做文风明朗犀利，好就好在没有一点阴郁色彩。对你的文才，我得刮目相看罗。”常盘大作兴奋地说。这是少有的事，因为他是难得表扬人的。

“你在文章里说，你想在小坂的墓志上题‘出世、登山、入土’几个词儿，其实改为‘出世、登程、入土’不好吗？不，也许题作‘出世、攀登、入土’更好。总而言之，没有必要说‘登山’这个词，何必特意讲明登的是山呢。”

“好，那我就这么写。”鱼津苦笑着答道。

“还有。我还想提一个希望。你对死者的爱怜之情写得极为痛切。不过，我想最好再插入一些记实性的叙述更好。照你那样就成了文学家的文章了。你不是文学家，你要是和文学家比赛的话，就是通宵达旦地写，也是及不上的。”

“我才不通宵达旦地写呐！”

鱼津抗议了，可是常盘不予理睬。

“你应该用你自己特有的眼光，不是任何别的，是用登山运动员的眼光，冷静地叙述那个事件的经过。你写了动人的佳句：‘事件的含义使我战栗，那含义是比雪还要冷的。’然而你正应该比雪还要冷静地叙述事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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