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曾将婚姻看得至高无上。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到过这个问题：“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许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那么多人好像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这点，并不能构成反证，因为第一，确实没有很多人成功；第二，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这些事，而仅仅是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这不是那种‘极致’，但依然是十分伟大、十分光荣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间的界线无法划分得十分清楚。再说，说到底，这个极致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有一种哪怕距离很远的、然而扎扎实实的接近就行了。并无必要飞到太阳中间去，但却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块洁净的场地上，太阳有时可以照到那里，人们能获取一些温暖。”

同样，在如《十一个儿子》这样的小说中，表现出弗兰茨对家庭、甚至对父权生活方式的尊重。弗兰茨把父权生活方式视为他父亲的自然举止，并十分钦佩。父亲有一次向屋里所有人宣布一个外孙女诞生的消息时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在日记中得到一种混杂的描写，其中夹杂着吃惊、内心深处的赞赏和轻微的、批评性的嘲笑。《判决》中子与父的关系也是这样表达的。小说《十一个儿子》已经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论，据我观察，应该理解为自立为父、建立家庭的愿望形象化。通过自立为父与他父亲的榜样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以自己同样的父权的高大形象，同样的朴实无华却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兰茨一次对我说的一句话与上述观点没有矛盾，弗兰茨说：“十一个儿子就是正在写的十一个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写作中，他耕耘于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这与父亲的创造力颇为相似（在此我说的是弗兰茨的观点，而不是我的观点），并可与父亲的创造力比肩而无愧。当他有一次“强忍着啜泣”阅读关于一八七0／七一年战争的一本书时，心中浮现了他的理想：“当上父亲，静静地与他的儿子谈话。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来取代真诚的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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