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小儿科诊疗室和特儿室的岔路口，鸟踌躇不前，一位摇着轮椅迎面而来的青年患者很不高兴她盯着他，要他让路。轮椅上本该放脚的地方放着一台大型旧式收音机，而其它地方也看不见这位患者的两只脚。鸟害怕地把身子贴到墙边儿上，患者又一次威吓似的盯着用脚支撑上身的这类人的代表——鸟，然后飞快地冲进走廊。鸟屏住呼吸，目送他远去。鸟的孩子现在如果仍然活着，鸟应该直奔特儿室；可是如果死了呢，那必须去诊疗室商量解剖和火化的手续。这是一赌。鸟迈步向诊疗室走去。在意识表层，他很清楚地把赌压在孩子死了这一边儿。他现在是他自己孩子的真正敌人，孩子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敌人。鸟颇感疚愧，并且想到，如果真的存在永恒的生命，存在审判的神，那么，我是有罪的。但是，这种罪孽感，和在急救车上他用“像阿波利奈尔似的头缠绷带”形容婴儿时袭来的悲哀一样，更多的是蜜似的甜味。鸟像去会情人一样加快了脚步，他想去听到报告孩子已死的声音。听到死的报告，履行各种手续（医院方面对解剖肯定积极，那手续一定很简单，麻烦的是火葬手续吧。鸟心里盘算着）；然后，今天我一个人给孩子送葬，明天再去向妻子报告不幸。我大概要对妻子说，因为脑病而死的孩子，是我们身体的纽带。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能重新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吧。然后，仍然是不满，仍然是不充实的希望，仍然是遥远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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