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托跟着他走出来,说道:“哎啊!孩子,别急躁,人本来是我们的工具,你把人看做工具就行啦。你想报复吗?”
诗人回答:“非报复不可。”
“拿当的作品明天要发行第二版,刚才道里阿给我这本样书,你再去看一遍,赶出一篇稿子来把它打下去。韦尔努最讨厌拿当,认为拿当走红会妨碍他将来的作品。心胸狭窄的人有一种古怪的想法,仿佛太阳底下容不得两件作品成名。韦尔努替一家大报工作,准会拿你的稿子去发表。”
吕西安道:“可是作品挺好,怎么能说它不好呢?”
卢斯托笑道:“啊!亲爱的,你该学学你的手艺。哪怕这部书是杰作,在你笔下也得变成荒唐的,危险的,不健康的。”
“用什么办法呢?”
“把优点说成缺点就行。”
“我没有这本领。”
“朋友,新闻记者好比走绳索的,吃这行饭的难处,你要想办法适应。我脾气痛快,让我来告诉你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对付。你仔细听着,老弟!开头你认为作品很好,尽可以老老实实发表你的意见。群众心上想:这个批评家不嫉妒人,想必是大公无私的了。从此他们以为你说的是良心话。你得到了读者的信任,就用遗憾的口吻指责某种体系,那是这一类的书必然要把法国文学带进去的。全世界的思想不是受法国支配吗?你不妨这样说。至此为止,法国作家凭着有力的风格,表达思想的独特的方式,几百年来使欧洲走着分析的和哲学思考的路。说到这里,为了讨好布尔乔亚,你歌颂一下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布丰。你给大家解释,法国语言多么尖刻,是涂在思想外面的一层油漆。接着搬出一套公理来,比如说法国的大作家必然是个伟人啊,语言使作家不能不多用思想啊,别的国家并不如此啊。然后提出证明,拿冷嘲热讽的德国道德学家拉贝纳同我们的拉布吕耶尔做比较。提到一个陌生的外国作家,最能抬高批评家的声望。康德就被库赞当作台阶。问题转到了这方面,你可以造出一个名词,一方面总括,一方面让一般傻瓜懂得,咱们上一世纪的天才的体系,把他们的文学叫做观念文学。你用这个做幌子,搬出一切过世的名人压在现代作家头上。你指出今日的新文学滥用对话(最容易的一种体裁),滥用描写,代替思想。你做一个对比:伏尔泰,狄德罗,斯特恩,勒萨日的小说,内容何等充实,何等深刻;现代作品却样样靠形象来表现,在瓦尔特·司各特笔下尤其夸张。这样的品种,只有首创的人站得住。瓦尔特·司各特派的小说是一个品种,不是一个体系,你不妨这样说。你痛骂一顿这个该死的品种,说它分解思想,破坏思想,替各式各样的人大开方便之门,谁都可以利用这个形式投机取巧,成为作家。最后替这一派起个名字,叫做形象文学。你把这套理论应用在拿当身上,指出他的才华只是浮表的,实际是模仿别人。他书中没有十八世纪的紧凑雄伟的风格,他用事故代替情感。然而动作并非生活,画面并非思想:这种话说出去,群众自会附和。拿当的作品虽然有它的长处,在你眼里是有害的,危险的,替群众打开了光荣的庙堂,势必叫大批小作家争着仿效,学这个方便的文体。于是你慷慨激昂,慨叹格调的卑下,借此对艾蒂安,儒依,蒂索,高斯,杜瓦尔,杰伊,邦雅曼·贡斯当,埃尼昂,巴乌-劳米安,维勒曼,拿破仑派自由党的头目,韦尔努的报纸的后台,恭维一阵。你说这个光荣的队伍不怕浪漫派的狂潮冲击,坚持观念和风格,抵制形象和废话,继承伏尔泰的传统,反对英国派德国派,正如十七位左翼议员为了国家的利益,同右翼的极端分子斗争。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拥护左翼的反对党,崇拜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物;所以你用他们的名字做护身符,很容易压倒拿当。他的作品虽然很美,却不应该把毫无思想内容的文学带到法国来占据地盘。说到这里,问题就不在于拿当,也不在于他的书,而在于法兰西的威望了,你明白没有?正直勇敢的作家应当坚决反对这些外国东西进口。这句话是奉承读者。依你看来,法国人机警得很,决不轻易受人暗算。尽管出版商凭着一些我们不愿深究的理由,弄神捣鬼,靠这部书捞了一笔钱,真正的群众很快会发觉,四五百个冲在前面的傻瓜是完全错误的。出版商能销完一版是侥幸,印第二版是胆大妄为,想不到如此精明的一个书店老板竟不懂得同胞的心理。以上是你文章的骨干。你一边说理一边加些风趣的穿插,放些酸醋,烧热锅子,要不把道里阿烤焦才怪!临到结束,别忘了对拿当流露一些惋惜的意思,说他要不走这条路,准能替当代文学产生美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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