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一直主张我发表有关普莱斯伯利教授的异闻，这样做至少可以消除谣言，因为在二十来年以前这种谣言曾经震动大学并传到伦敦的学术界。然而总是有些障碍使我未能发表它，结果事情的真相一直埋藏在我那个装满福尔摩斯案情记录的铅盒子里。直到今天我们才被获准发表这个在福尔摩斯退休之前不久办理的案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需要谨慎从事，不可孟浪多言。

那是一九○三年九月，在一个星期天晚上，我收到一个福尔摩斯惯用的那种语焉不详的条子：如有时间请立即前来——如无时间亦来。Ｓ.Ｈ．

在他晚年我们的关系是特别的。他是一个受习惯支配的人，他有一些狭隘而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我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之一。作为一种习惯，我好比他的提琴，板烟丝，陈年老烟斗，旧案索引，以及其他一些不那么体面的习惯。每当他遇到吃力的案子，需要一个在勇气方面他多少可以依靠的同伴时，我的用处就显出来了。但除此以外我还有别的用途。对于他的脑子，我好比是一块磨刀石。我可以刺激他的思维。他愿意在我面前大声整理他的思想。他的话也很难说就是对我讲的，大抵对墙壁讲也是同样可行的，但不管怎么说，一旦养成了对我讲话的习惯，我的表情以及我发出的感叹词之类对他的思考还是有些帮助的。如果说，我头脑的那种一贯的迟钝有时会使他不耐烦，这种烦躁反倒使他的灵感更欢快地迸发出来。在我们的友谊中，这就是我的微不足道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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