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恩伯格大夫把手从婴儿保温箱边上两个象舷窗一样的洞口伸进去，仔细地检查着亚历山大的婴儿。产后已经三天半了，本来这是很有希望的迹象。

可是却有另外一些征候越来越明显，引起窦恩伯格的不安和注意。

他观察得很仔细，然后站在那里思索，衡量着脑子里记下的问题，通过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无数熟悉的病例加以甄别。最后他的判断验证了他的预感，预后很不好。“你知道，”他说，“我先前还以为他能活下来呢。”早产婴儿室的年青的主管护士（就是几天以前约翰·亚历山大见到的那一位）在用期待的眼光望着窦恩伯格。她说：“他的呼吸在一个小时以前还是正常的，以后慢慢弱下来了。那个时候，我才请你来的。”保温箱那一边的一个护校学员在仔细听他们的谈话，大口罩上边的眼睛在窦恩伯格和主管护士之间来回转动着。

“他的呼吸很不好，”窦恩伯格慢慢地说着。他一边想，一边说，为的是怕漏掉了什么，“黄胆不应该这么多，脚象是有些肿。再告诉我一遍验血结果。”主管护士看了看病历单。“红血球四百九十万。有核红血球与白血球是七比一百。”又沉默了一会儿。两个护士等着窦恩伯格考虑这个化验结果。他心想：“是太贫血了，当然也可能是正常型反应过度。”然后，他大声说：“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有那张查血敏的报告，我怀疑这孩子患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主管护士象是有些惊讶。她说，“大夫，可是肯定……”这话没有说完又咽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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