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太宗时，尤重儒学，国子学兴盛，多令祭酒、博士时时讲论，四方儒士抱负经籍云会京师，各国酋长也多遣弟子至长安就学，鼓箧升筵者多达八千，儒学之盛，古昔未有也。学的是什么，都是兴国安邦的道理啊！”

“那而后又为何忽视呢？”

“皆是科举考试荼毒所致。”陆质毫不避讳，他的观点和当初要复兴国子学的宰相杨绾类似，或者代表大部分唐代经学家的想法，“经学追求的是奥境，是真理，是要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所谓开化本源、经邦致治是也。然而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考的又是什么？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武后以来更有诗赋词章等小艺充塞其中，所及第的人，全无实才，即便有，也是十中仅一。经学既废，思想平庸，明经进士甚至所有文人，只知用诗词歌颂盛世，浅薄无比，唯一有警醒的只有杜子美，记忆和背诵成为才位高下的标准，词汇和韵律成为博取声望的工具，每年及第之人，瞬间便能名闻天下，以致有学之人无不肩结钩党，私为盟毁，无所不至。而真正的礼法却濒临崩溃，全遭陵迟，原本君臣父子的纲常荡然无存，居安而不思危，故而礼乐崩坏，兵强马壮者迭起发难，割据一方，这不就是忽视经学导致的吗？现在我朝各位宰相，口中喊着恢复盛世，可全不谈重视经学，只重视国计、兵学、技术、算术、筑城这些细枝末节，那样即便小有中兴，又岂能长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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