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江复读那一年特别用功。那所学校旁边有个沙滩,听一起复读的人说这个沙滩特别漂亮,但是罗江一次也没有去过。1990年,以“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罗江的分数达上了国家重点分数线,但救了不少人性命的父亲并没有多少经验来帮助女儿上一所好大学,结果只上了省内一家师范学校新闻系,其后成绩优秀的她在本校读研,留校呆了一年后她终于决定南下到深城。
在学校呆的这八年,让罗江受够了所谓的学术研究。同事们研究的对象无非有两大块:一块是领导人说了什么,他们的话结合当下实际有哪些指导意义;另一块就是拿着西方传播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著名哲学家的理论,拿来套在国内的社会实践上。
当年罗江坐在台下听老师用西方理论来套中国现实,这两张皮如何能融合到一起,没有几个人讲得明,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大家本来追求的就不是讲的明白听得懂的问题,大家追求的是文凭和学位。
有一个当年的老师后来的同事最喜欢拿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说事,开口哈贝@马斯,闭口马克斯@韦伯。但罗江在图书馆啃完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看完了萨特@韦伯的书之后再来和当年的老师探讨,却发现老师连这些大家们的中文版著作都没有看过,不知道这位仁兄天天讲韦伯说了这,说了那,韦伯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发现自己的理论如此应用广泛,应该非常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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