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格雷上校是分管华工营的一位军官,对管理问题深有体会,他在1918年初的一份保密函件中写道,华工营管理工作出现的许多问题,责任不在华工而在军官。他认为许多管理华工营的英国军官根本就不称职。
他们不懂如何管理华工,也不知如何处理因语言沟通或误解产生的问题,只知一味采取高压或弹压。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格雷抱怨说,任何一点纠纷出现后,军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在未弄清楚华工问题之前,便开枪弹压。
格雷指出,许多军官因为不了解华工,便对他们严加防范,经常诉诸严厉措施,并限制华工自由。他在该函的最后写道,华工如管理得当,工作会十分出色,但英国的管理方法亟需改进。
其实,管理方法是与管理态度密切相联的。英国之所以采取粗暴严厉的管理措施来对付华工,是因为在他们心里,华工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在战时来到法国资助华工的蒋廷黻,对英国人的态度便有深刻观察,他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华工在法国管理下比较满足。除管理方法差异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军官对华工的态度。法国人对华工较少种族歧视,态度也较民主,对华工感受比较关切。”
英国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刻意维护其军官及白人的尊严及优越感”。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曾写道,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经济上而非军事上的。美国参战并未在军事上立即产生影响,但美国的加入马上帮助协约国免于因战事而“有破产之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指出,华夏输送近15万华工到法国及最终宣战,也许对协约国在军事上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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