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不应当成为决定性因素，因为没有马匹是可以通过贸易，获得或通过战争中夺取。

由于连续几十年的战争，西汉在建国之初是非常困难的，当时连给皇帝驾车用的青一色的四匹马都找不着，文臣们只好坐着牛车上朝，武将们骑着牛上朝，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对匈奴的战争中连连获胜，最后把匈奴赶出了他们的故地，被迫向西迁徙。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业文明社会屡屡败于落后的游牧民族之手呢？

游牧民族对付定居民族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游牧民族对付定居民族有一种天然的优势，那就是机动灵活，以至于连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牛、羊等）都是可以移动的。

如果一个力量强大的文明民族对他们进行讨伐的时候，他们会跑得无影无踪，而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只是一片草场，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破坏，如果紧追不舍，则整个军队往往会被其拖垮，有时还会中他们的埋伏。

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向匈奴总攻。

卫青兵团深入匈奴汗国五百公里，伊稚斜单于仓促迎战，大败，向北突围逃走。

卫青追击到寅颜山赵信城，不见敌踪。

霍去病兵团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杀虏七万余人，而匈奴汗国当冒顿单于最盛时，控弦战士不过三十万人。

霍去病追击到狼居胥山，不见敌踪。

可见，要给予他们较沉重的打击，是需要依靠非常强盛的国力并做长期准备的。

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古人早已经给出了答案。

古人给出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缓冲区，并且让这个缓冲区常年处于战乱状态，无法形成真正的统一。

原来在匈奴和秦、汉之间有一个叫欧脱的东西，是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带宽二百到五百公里。

它的作用就是防止游牧民族对于他们实施攻击的，所以游牧民族要对他们造成有效的打击，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这是必须的，非常正确的。

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汉民族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全，即使在随后的三国乱世中，也没有受到游牧民族所构成的威胁，使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下来。

这个缓冲区，离大明本土越远，中原之地就越安全。

实际上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是这样做的，能把这个缓冲区建的远一些，则中原王朝的繁荣昌盛便会长久一些。

马城管这个叫做战略纵深。

没错，正是战略纵深，史海沉浮，历朝历代莫不是如此。

汉朝的初始阶段，国力是非常虚弱的，在对匈奴的关系中完全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正是由于君主的励精图治，后来有弱变强，在国力强盛时对匈奴实施连续不断的打击。

最终迫使匈奴西迁，捍卫了汉民族的安全。

再看看晋朝，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为妃。

晋惠帝就是那个听说许多百姓活活饿死，问：“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就是那个大傻瓜。

至于这个缓冲区能推多远，还取决于历代王朝的尚武程度。

平吴以后，晋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

他死后，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终于造成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并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有士族子弟听到马的叫声，吓得钻到桌子底下的笑话，使庶族中的才俊之士不能脱颖而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

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

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

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

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酬身先死。

宋朝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他在接手国家政权时，家底是非常厚实的，但是宋朝却是汉族王朝中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这都是由于宋朝长期奉行重文抑武政策所导致的。

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

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

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内外相维，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

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

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

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

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

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守内虚外”政策。

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

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

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

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

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

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

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

日期：2021-09-27 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