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今天，我恨解军的远不如恨诸葛芹的！

何况，她是我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城市报的直接导火索！

创建城市报，那是我在和诸葛苟且后度日如年地熬到1996年元旦后第一天上班。

在灰暗的心情下，我上了1996年的第一天班。

刚坐下，社办来电话，让我去社长那里。

我迅速回忆自己有什么值得社长召见的：在我们官本位的官僚体制下，即使是报社这样纯业务单位，也完全是按照官僚机关的模式运作和配置。

为什么我们有着全世界前3的税赋？是因为我们要供养的人在全世界最多。为什么我要供养的人最多？因为我们的机构最为健全。老百姓从你爹妈准备制造你开始，就要有《准孕证》，出生有准生证，一直到死还要有死亡证明去开准火化证，我们的ZF事无巨细一揽子全包，这能不需要人啊。

所以，在报社，象我这样的报纸的中层，社长一般是不会认全的，他可以认全机关的每一个中层，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总编才和机关的诸如保卫处工会什么的是平级。

我们整个报社大约有3000多职工，真正在几个报刊编辑部的六七百人，剩下的4/5的人都不从事报纸的采编业务。

这基本上是我们国家的缩影，我们1/5的业务人员要供养4/5的管理人员。

所以，一般除非我们去找社长，他不会找到我们报纸的中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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