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蜀汉名臣入晋之后的基本概况。虽然据《华阳国志》记载，晋代的梁、益二州人士有五十一人被选拔为官，且大多数是在晋武帝时出仕。但从官位上看，绝大多数蜀汉降臣仕途不畅，即使少数人被授予方面之任，也很难进入司马氏政权的核心政治圈。并且司马氏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强制对蜀汉大臣后代及豪强大族大规模北迁，魏元帝曹奂甚至宣称“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可以说蜀汉政权的上层建筑在此时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据《晋书�6�1华谭传》记载，“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如果我们将这一情况和吴国灭亡后司马氏的政策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司马氏对吴国宽松得多：“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方北辰先生将这一政策概括为“经济上不触动，政治上不使用”，“经济上不触动，集中表现在容许江东世家大族继续留居在故地而不北迁，以免他们作殊死的抵抗”。司马家族对吴、汉两国采用不同归化政策，不是因为对吴国更为放心，而是因为两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同。蜀汉立国以来，采用严厉打击豪强的政策，不仅铸造太平百钱破坏豪强大族的财力，且灵活运用抽调兵役、迁徙宗族等方式来弱化豪强的影响，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蜀汉和曹魏一样属于寒族政权，且都实行法术之治，因此“蜀汉境内无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故此内徙得以顺利进行。而吴国世袭领兵制度根深蒂固，高门大族在朝廷内有很强的话语权，如果贸然将他们全都内徙，很可能会造成动荡。司马氏政权采用区别对待的政策，有利于统一进程的加速完成，且在实际应用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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