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有若干史料可以佐证。比如两唐书的《王方庆传》提到他在武则天执政之初就被派到南方担任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正出了一场乱子，前任都督路元睿因为放纵下属勒索外商，被昆仑奴杀了。所谓昆仑奴就是东南亚土著，在广州可能就是搞外贸来的。路元睿被杀一案可以算中国最早的外贸纠纷案之一。武则天派出了能干正直的王方庆去管理广州，不但对当地百姓有益，也是在保护通过海路进行的对外贸易。

再比如，武周后期从印度归国的名僧～义净～，没有沿着当年玄奘的道路从西域进出，而是通过海路。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就详细记录了他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经过印度洋到达印度的情况。

高宗咸亨年间，义净在一位地方官的资助下从广州搭乘波斯商人的船只出海，在南亚诸国游历多年，到武周中期的证圣元年回国，带回大批梵文经卷。根据义净的讲述，自高宗朝后期，多数僧人已开始通过海路去印度取经。义净本人在武周垂拱年间曾经在今天的苏门答腊岛暂住，为的是翻译佛经。这期间为了获取足够的笔墨纸砚以及寻找助手，他还搭乘商船又往广州跑了一趟，然后再回苏门答腊。可见武周时南洋一带的商业航运已经相当便利了。与早年的玄奘相比，义净这批僧人出入印度好像从自行车升级到了汽车一样，不但方便，而且能够携带的东西也多得多。可想而知，对商人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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