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按计划抛出的提案立即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执行。于是又出现了10年前在华盛顿会议上的6：10与7：10之争。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走进了死胡同的会议几乎濒于破裂。

美国代表史汀生警告若槻，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60%的标准，美国将继续扩充海军。不仅如此，美、英还暗示如果日本不遵守华盛顿会议制订的比例，美、英两国将组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迫使日本就范。

2月20日若槻发电报给政府，说明会议如此按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必然导致决裂。政府回复主张决不能使会议决裂，务必努力促使其成功。为了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日本代表松平恒雄和美国代表里德开始在会下进行协调，以期找到突破口。这两个人最后提出非官方的《里德-松平协定》，答应给予日本总吨位69.75%的比例。在重巡洋舰方面，允许美国18艘，日本12艘，也就60.2%。为了使日本满意，美国接受了一个复杂的安排，18艘重巡洋舰中的最后三艘分别在1933年、1934年、1935年开工建造，也就是在36、37、38年完工。因此日本在35年将拥有72.2%、36年67.8%、37年63.8%、38年62%的比例。不过日本已经拥有8艘重巡洋舰，还有4艘接近完工，也就是说日本在之后不能再建造，而美国还可以建造14艘。关于潜艇双方都可以建造52700吨，这意味着日本不能建造新的潜艇来进行更新。到1936年日本潜艇吨位将从78000吨减少到52700吨。里德强调，这是美国的最后底限。

若槻对两人达成的协议是满意的，他认为已经基本满足了日本70%比例的要求。至于潜艇他认为美国同意和日本在数量上持平已经是“美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若槻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政府的指令和意图，“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签署条约”。

在日本内部，以“条约派”为主的海军省山梨胜之进、堀悌吉、野村吉三郎、左近司政三等人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但以“舰队派”为主的军令部却坚决反对，以加藤宽治、伏见宫博恭王、末次信正为主的“舰队派”要求坚决抵制。理由是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大型巡洋舰和潜艇极力加以限制。将来一旦对美作战，日本的潜艇绝对需要达到7.8万吨。来往于国内和谈判现场的电报开始穿梭进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条约派”和“舰队派”之间的关系紧张程度。他们分别使用不同的密码系统，禁止自己的意图被对方知晓。——自己人仿佛已经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在3月25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滨口雄幸首相声明政府已经决定不冒打破会议和重开军备竞赛的风险，从‌­‎‌军‌‎事­­、外交和财政的角度出发接受美英提出的意见。滨口雄幸提出，他主张接收该条约最大的理由是财政方面的考虑。一旦会谈破裂，美国重启造舰计划引发的军备竞赛将使日本的财政趋于崩溃。他还强调，如果不和英美合作，日本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会遭到更多反对，日本就会在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处于无法形容的尴尬境地。最后滨口说：“即便是我失去首相一职，即便是失去生命，这一决定也不可动摇。”不料想滨口竟然一语成谶。

面对来自“舰队派“的巨大压力，3月27日滨口觐见了天皇。天皇“尽力达成协议以为世界和平之利益”的指示让滨口激动不已。对海军而言，这是天皇第一次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促成一件事情。此外支持滨口的还有属于温和派的三大巨头，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贯太郎大将甚至说，“如果没有侍从长的身份，我愿意亲自出马去说服加藤”。在后来的“226”事变中，被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斋藤实全是支持《伦敦条约》的温和派领袖。

但是这一消息传到日本的海军顾问那里，就似乎是晴天霹雳一般。得到消息的加藤宽治声称要自杀，沮丧的加藤在日记中写到：“我一直日夜不安，很多时候想到了自杀，但是我必须鼓起勇气。”他说，“日本就像被美国绑住了手脚，然后扔进了监狱。”温和派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对此讽刺道：“那些真正吆喝要自杀的人，没有几个最后能做到。”

4月1日，来自东京的指示到了伦敦。前线的所有海军军官都几乎痛哭流涕。当大藏省的代表贺屋兴宣强调财政需要限制军备时，山本五十六大叫：“贺屋，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给你两个耳光。”有人回忆，当有人提到若槻礼次郎时，山本的表情就是恨不能马上去杀了他。4月2日，山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海军大臣财部彪提出了挑战。他说，“会议失败之后的海军大臣能够保持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以辞职相抗议，向日本人民证明海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4月22日《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在圣詹姆斯宫签订。在重巡洋舰上给了日本60.2%的比例，允许日本在1936年之前拥有70%的比例。条约期限是1936年的12月31日。相对于日本的愤愤不平，美国海军咨询委员会认为，在伦敦会议上日本已经得到了“西太平洋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和“东亚事务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下一次的海军会议。

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并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次长末次信正认为，不待征求军令部长的意见就上奏天皇，政府便发出签字的指示是干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日本著名海军记者伊藤正德称有关统帅权的争论是“日本海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当6月19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时，迎接他们的是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震耳欲聋的“万岁”声。山本被这样的场景深深触动，开始认真思索国家的前途问题，不久他的态度就改变为支持军备限制。

回国之后的海军大臣财部彪很快辞职。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杀财部未成，为唤起国内右翼注意而剖腹自杀。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也向天皇提出辞呈，并提交了《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随后也被免职。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11月14日，批准签订条约的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车站被刺。凶手是一个叫佐乡屋留雄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他对《伦敦条约》的签订极为不满，他暗杀的理由是浜口雄幸带来“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1931年8月26日滨口去世。后来曾经有人说，滨口遇刺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滨口死后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缔结《伦敦条约》和随后的“干涉权”之争导致日本海军完全分裂。在海军省，那些属于“条约派”的军官嘲笑军令部是一群疯子。在军令部，那些“舰队派”的好战分子痛骂海军省的人全是叛徒。

在日本，海军在参与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力本来就只有陆军的三分之一，现在由于内部分裂开始减弱到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