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10-08 22:43:11

1.5 “九一八”事变

1.5.1 大帅命丧“皇姑屯”

一战之后，日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找到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机会，对于这个以‍​‍‎‌军­‌​‍​事‎​‍‌立国、习惯于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来说已属难能可贵。20世纪20年代两次经济危机以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国内的严重危机导致日本急于通过对外扩张来寻找出路。这次，他们的目光依然离不开那片从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中叶饱历了无数次苦难、战火、挣扎的黑土地，——东北，日本人叫满洲。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里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发生地。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结束了五年的摄政走上前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124位天皇。新天皇以《尚书》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年号为“昭和”。名字听起来无比光明和谐，但正是这位裕仁在不久的未来将会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即位当天裕仁就雄心勃勃地昭告天下：“明治天皇以其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祖训，继承遗志。”其对外侵略扩张之心昭然若揭。

裕仁即位之后不久的1927年4月，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同年的6月27日到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专门讨论中国局势问题的“东方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当时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在华权益遭到严重威胁，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议结束之后不久的7月25日，一篇洋洋洒洒四万言的密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被呈送给天皇，这就是史称《田中奏折》。其核心内容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那几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实后边还有，那就是“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其志真不在小。

这个名闻天下的《田中奏折》一直是真伪难辨。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奏折中国是如何得到的，坊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张学良的部下王家桢和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日本得来的，其盗取奏折的惊险细节堪称原始版的谍中谍。第二种是说诨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花钱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时的证婚人。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交给中国人翻译公开。

日本人从头到尾从来不承认有这么一份文件。中日双方各自提出了一系列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公案至今仍无定论。借用北平市市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东京审判时候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它到底是真是假，关键日本之后的行动就是按照那个说法一步一步实施的。”秦德纯说的也有道理，这篇文章肯定不会是田中亲自写的，但也肯定不会是中国人写的，它肯定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一事实连后来的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

现今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篇文章是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东方会议的参与者外务次长森络曾委托时任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的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就找了两个人一起商量。这两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其中河本更是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

对于如何蚕食并最终占有满洲，日本国内存在两大不同的派别。以田中为首的政治家、外交官、商界人员组成的稳健派认为，应该通过商租权、兴办企业、修筑铁路等手段实现蚕食，最终将东北从中国逐步分离出来，实现和平侵占东北的目的。但以军部和关东军为主的激进派的观点则更加简单明了，那就是武装占领，不听话的统统干掉！

田中的信心来自于他自认为能够左右一个人，目前这个人在满洲还说了算。他就是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日俄战争期间，当时还是马贼的张作霖曾经同时对日俄两面卖好，最后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就在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陆军参谋田中义一向当时日军情报主官福岛安正少将请命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20多年后，当时的小马贼张作霖成了中国的东北王，以前的小参谋田中义一也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认为，作为救命恩人，加上有大日本帝国的实力做后盾，张作霖不可能不听命。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人物的张作霖的确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控制了东三省。特别是在1925年11月，奉系著名将领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对南方革命军用兵不满而与冯玉祥约定起兵反张。当时奉军的精锐都在郭松龄的手上，情急之下的张作霖只好向日本求援，后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平叛。此举使自认为对其“有恩”的日本人更觉得张作霖应该听命于自己，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更是处处指手画脚。

张作霖并不甘心去作日本人的傀儡，他一反日本人“满洲保全”的主张开始积极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其势力最大的时候甚至扩张到上海一带。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羽翼渐丰的的张作霖愈来愈对日本的横加干涉表现出不满。明里不反对，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阳奉阴违”。更让日本人可气的是，这个土老帽张大帅竟然试图逐渐摆脱日本的控制，做出自建铁路、与英美亲近等一系列的“不法”举动，在土地等关键问题上更是装聋卖傻，毫不让步。日本对张作霖的摆脱与抵制逐渐由希望变成不满乃至失望。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开始多次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田中的威逼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1927年9月4日，沈阳有两万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此情况下，张作霖未能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更为日本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活动均系张作霖幕后指使，对之恨之入骨的关东军开始密谋除掉张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