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10-14 22:58:26

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得措手不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东北‌‍‌​​军‌­事‍‍­重地北大营此时竟然群龙无首。

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尚在北平，其当晚的去向之后详叙。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将黑龙江的军政事务交给了儿子打理。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去锦州为其父治丧，军政大权交给了参谋长熙洽。在沈阳主持军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内忙着为其父庆寿。也就是说，事发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北军政大员都不在岗位。

至于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属下3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当时最大的领导是参谋长赵镇藩。仓促之下赵镇藩立即向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以哲让他直接向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闻讯慌忙打电话向北平报告北大营情况，据说电话接通之后张学良还未及说话就忽然中断。之前的9月6日，荣臻曾经接到过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由于当时得不到最新的指示，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给惶恐中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随后又对赵镇藩强调，“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就在次日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时对日军的进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正是由于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北大营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迅速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后破围而出。因为王铁汉的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在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你做得很好！”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7旅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日军仅伤亡24人。

当日晚11：46，奉天特务机关副长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0:28，花谷正再次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磋商。早已心知肚明的石原提出：“立即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根据当时的日本陆军规定，“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司令官要被判处死刑，所以本庄司令官对于这样重大且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犹豫不定。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国内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石原“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的催促下，凌晨2:00，本庄繁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各部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一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坐上火车，从旅顺前往奉天。

别忘了大老远跑来的建川部长。在夜里的枪炮声中，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的建川部长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等待外边的好消息。第二天早上，建川酒“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此行的职责，开始找来石原等人大声呵斥，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石原的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于是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和石原大吵起来，——做戏也要做足。

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奉天城攻击。满铁沿线日军也已经接到了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迅速向奉天集结，支援负责攻击奉天的第29联队。惊慌失措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多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军人擅自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示‌‍‌​​军‌­事‍‍­当局设法制止。”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旅顺、四平、公主岭等地向奉天共发出13列军车，到达沈阳的各路日军迅即投入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来之所以被称为“事变”而不是“战争”，就在于事变期间根本没发生像模像样的战斗。和北大营一样，奉天城里同样是不抵抗。6000多军警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之外，其余乖乖地被日本人缴了械。到19日早上6:30，城内所有的重要目标均落入日军之手。在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里，东北重镇奉天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