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次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菊国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华夏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

菊国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陆军大将的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在旅顺当着西方记者的面承认：“我们在平壤抓了几百名俘虏，可是我们发现要养活和看护他们，既费钱又麻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一个俘虏也不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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