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明末大才子张岱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

而近代戏曲大师吴梅先生则认为，阮大铖诸剧，“唯《双金榜》一种，略见寄托之迹，顾亦非诋毁东林也……总不外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

是“诋毁东林，辩宥魏党”，还是“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两种对立的观点孰是孰非，似乎难下结论，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今天重读这些剧作，其实已很难觉察到前人所说的那些寓意。

至于张岱所言“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倒是真正点出了阮大铖的病根——他确实不想安于现状，他一天也没有忘却重返仕途。

在阮大铖的剧作中，不论冤情的昭雪，还是婚姻的实现，都不是靠积极的抗争，而是靠个人的金榜题名。

在阮大铖心目中，功名是一根神奇的魔杖，可以变贫穷为富贵，变离散为团圆，变冤屈为清白，变冤家为亲家。

这种功名万能的解决办法，正是阮大铖庸俗人生哲学的艺术反映。

我们给阮大铖这样的人可以取一个别号，叫做“官迷”。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虔诚地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挂在石巢园的书房内，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

一语成谶，无子，阮大铖确实做到了，他一生珠环翠绕，妻妾成群，竟没能生下半个儿子，但阮大铖并不以此为意，因为他耿耿于怀的，是什么时候还能再捞个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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