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青而又有雄心的穷人来说，作政治家显然是一个低门槛高回报的职业。1870年代，芝加哥40个市议员中超过一半是外国出生的新移民，其中有16个爱尔兰人。1885年，意大利移民进入市议会，1888年，波兰人进入市议会。黑人则在1890年才进入巴尔的摩市议会。我们要注意这个事实，对于社会底层穷人来说，作政治家向上攀登，比作老板的成功率要高的多，政党机器为穷人提高一个向上攀登的社会阶梯。

选区老板普兰奇特是爱尔兰人，当时坦曼尼俱乐部基本是爱尔兰人俱乐部，但是他的选区在1890年已经变成意大利人和东欧犹太人组成的选区。通常来说，纽约爱尔兰人讨厌排斥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可是普兰奇特是政治家，他不能表现出族群偏见，他的工作责任就是要赢取选民忠诚。一个居住在布鲁克林的爱尔兰人不能投票给他，一个居住在曼哈顿的意大利人能投票给他，普兰奇特显然要照顾这个意大利人的利益。普兰奇特工作日程非常繁忙，他标准的每日行程包括，上午处理党务工作，下午参加意大利人葬礼，晚上出席犹太人婚礼，当然，他还会说几句简单的意大利语和易迪旭语，拉近自己和选民的距离。

19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城市基本就是移民贫民区城市，各族群人民彼此排斥，但是政党政治机器却割裂族群壁垒，把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不论是意大利人还是犹太人，大家居住在15选区，这里就是大家共同的家园，大家在市议会里共享一个利益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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