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高瓦西里高矮也是个文人,看过了这番火爆的“被娱乐”场景,他不知道外国是不是也搞什么文化***、要革谁的命,更不知道外国有搞“吉尼斯纪录”这回事,但那几个所谓赌徒的遭遇,却让他心里凉森森的,自问要是身在其中,挺不住几个回合,也许就成了《红岩》中的甫志高,或《红灯记》中的王连举,那都是十足的叛徒形象,像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们的高作家真的有点难过,就把张大帅拉出牛棚,劝告他应该适可而止,毕竟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嘛,抬头不见低头见,莫要整的太过火啦。
张大帅瞪了他一眼,就定了这次谈话的调子:“高作家,你这纯粹是妇人之仁。你最好认真挖掘一下这次阶级斗争的深层次内容,这个牛棚是你的福地,要争取弄出新材料,再上新台阶嘛!对大家都是机会噻。”
当然他强调的是“大家”,这是给“大家”面子;主要还是他自己有“机会”,也许高作家也能有点啥机会;但自己肯定没得鸟机会,徐乖法一听就懂得起。
见高作家的“乡情牌”一出马就受阻,毕竟是“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徐乖法心里也觉得亏欠狗皮匠的人情,人家出了那么多的“血”,他的亲爹却在这里享受着“土洋结合”的活罪,不搭救一下,还真说不过去。
徐乖法作为人民教师,其实本质上大小也是个文人,于是善于宣传鼓动的他,打起了“悲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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