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家族传统基因。真正掌握了更多立法等政治资源的“老钱”，对于“新钱”的鄙视和挤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所谓的新兴行业“老钱”错过风口，更多的是因为“老钱”看不上，新钱一点机会。

3 丶红色江山无“老钱”

在我国，从来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尤其是到了近代各种兵荒马乱，不论官匪，兵锋之所及，无不先搜刮商贾大户，要说有XX生意世家的巨量财富能持续传承，基本是个笑话。好不容易政局稍微稳定，迎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民族资本家终于有了些翻盘兴起的机会。可紧接着的抗日战争的战火又把这些烧了个粉碎—能够跟着国民政府撤退西南的，往往落得颠沛流离、产能损失大半；而那些没走掉、留在沦陷区的，等到光复之日，就是重新一轮的审查、清算、盘剥的开始。

荣氏家族就是明证。当年的荣氏集团在纺纱、面粉的产能基本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左右，也算是家大业大影响大了。而1946年，集团创始人荣德生老先生居然被绑票索款100万美刀。就算常凯申大怒之下勒令破案，发现了是军警内鬼和黑帮勾连，该抓的抓该毙的毙，但是荣家该缴的办案费和赏金一样高达60万美元—付谁不是付啊。1948年，建丰同志强令收缴黄金外汇。荣家为买面纱而存的外汇被认定“违规”，分分钟要由特种刑事法庭审理判决—人为刀俎，有什么可谈？法庭庭长带着人说是来谈判，其实是来收钱，50万美刀就此落花流水，广大民族资本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党和人民的解放旗帜。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彻底献资产于政府和人民，热情洋溢地开展了公私合营—剥夺了资本家对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后来，真正等到改革开放、重新春风再吹的时候，许多传统资本家的家庭和家族，除了个人和家庭的一点沉淀之外，还真是基本上做到了“个人能力以外的资源等于0”，接下来的短短30年间，很多人暴富。但是再也没有出现，某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可以控制一个产业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真正独立的、有完全经营和决策能力的超级富豪“老钱”—无论是时间沉淀、业务积累还是政界深耕，现在的富豪们都是不够的，我国远远没有像美国欧洲那样的“老钱”那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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