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1-01 10:33:09

六是加强文化建设。

据《旧唐书?礼仪志一》称：“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

贞观二年，唐太宗下诏命令太常少卿祖孝孙与协律郎张文收一起制定《唐雅乐》。祖孝孙认为南梁、南陈的宫廷音乐多为南方吴楚之音，而北齐、北周的则多北方少数民族曲调，遂兼采二者之长，又融入古代的曲调，制成了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的《唐雅乐》，六月十一日，唐太宗命令正式演奏，他对音乐的作用不以为然，他听后说：“礼乐不过是圣人根据人性推行教化的一种手段而已，它岂能影响到国家的兴亡？”御史大夫杜淹反对说：“北齐将亡，演奏的是《伴侣曲》，陈国灭亡前，出现了《玉树后庭花》，声音充满了哀怨，路人听到后无不掩面而泣，怎么能说国家的兴亡不在礼乐呢！”唐太宗反驳道：“不对。音乐能让人感动，所以，快乐的人听到后自然会高兴，忧愁的人听到后就会悲伤，是忧是喜全在人自己，不在音乐。将要灭亡的政治，百姓肯定会忧愁困苦，因此听到音乐就会悲伤。如今，这两首曲子都还在，给你演奏演奏，看你还悲伤不？”尚书右丞魏征说：“古人说：‘礼仪礼仪，难道仅仅是指这些玉帛吗？音乐音乐，难道就是说这些钟鼓吗？’礼乐确实在乎人和，不在声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李世民对礼乐的看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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