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直和中央政府冲突顶撞的地方绅士，是不可能有好的政治前途的，他会逐步丧失在地方的影响力和声望。这是中央集权的官员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1660年代之后，经历了内战的可怕教训之后，地方官员们更加的能够容忍中央的不合理要求，难道还要落入内战那样的人间地狱里么？他们的容忍力加强了，中央的权力行使更为高效了，中央集权更为加强了。

中央王权走强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学理论和教育灌输的力量。

从都铎时代开始，王冠有意识地开始加强了对学校，大学的控制，报纸和公共演讲也开始受到了王室的注意和控制。

我们必须要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亨利八世之后，英格兰国内抗衡王冠的公教力量已经消亡了。

绝大多数大学老师，学校教师的任命都是来源于中央的许可，而作者们的一个主要财源也是王室的赞助，除非是莎士比亚那样的市井作家，但是市井作家如果公开挑战王冠，一样会遭到打压。

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得Laud所推动的圣公会改革运动，整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教师全部被替换，教授的内容全部是统一的灌输材料，这一整代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们，就是这样被灌输进了一套国王希望看到的神学观和政治学体系，然后才走出大学。

詹姆斯一世提出来的君权神授理论，他无法说服议员，除了詹姆斯国王的君权神授论证过程存在明显的漏洞之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和国王作辩论的议员们，学者们根本就没有被灌输过这样的一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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