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明说：“国情不一样啊。在目前来看，法院直接受理还行不通。我认为，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起诉只是一道程序而已，定罪依据的还是法院执行过程查实的证据材料。如果为了确保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避免自侦自判，这类犯罪可以请求上一级法院指定其他人民法院管辖，或者可以在审判中邀请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庭监督。”

王琳说:“嗯，在目前来说，这种变通的形式，我认为，应当切实可行。”

座谈中，与会者提了很多建议：一是建议改革拒执罪启动程序，允许申请执行人以自诉程序启动，由申请执行人决定是否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在以往的实践中，存在制裁找公安，公安推法院，公安不愿管，检察院懒得管，法院无权管的现象，设定自诉程序，可以避免相互推诿；二提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量刑幅度，加大惩处力度，将量刑幅度提高到三至十年，按照不同社会危害性处以不同的刑罚，使罪与罚相适应，这样才能遏止犯罪，打击老赖，避免法律白条，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解决困扰各级法院的执行难问题。

除拒执罪的程序外，与会者提到拒执罪实体规定很空泛，可操作性较差。比如获取“有财产可以履行被执行义务而拒不履行”的证据已非易事，发现被执行人有转移财产、隐匿财产的行为则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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