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的文化届正面临一个大问题：近十几二十年来从未有拿的出手的大学校园著作。

按理说，这本该是个受众面极广的题材，又是人的一生中颇值得叙述的经历。然而从市场上看，不仅见不到好的著作，甚至出版商也不愿涉及，将之当做烫手山芋，读者们积非成是，也不免众口一词。实际上，这个题材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有时间上的特殊性和人生观上的局限性，它包含着一种是与否之间的偏见，正是这种偏见让人感同身受，也正是这种偏见，决定了它只适合年青人去写。

问题恰恰就出在了中国的年青作者身上。

中国的这些作者大都犯了两种病。一是“南朝宫体病”，他们的文章好像南朝的宫廷诗歌，矫揉造作，浮靡轻艳。虽然情感滔滔，但又不曾深入，只像春江之流水，来不及“一觞一咏”就已经不见。他们本想写一些“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伤痕文学”，但又让外人看起来觉的好笑，不管他们曾失败的成功过还是幸运的失败过，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披着大学外衣的自闭症患者。在他们虚拟的伤感或美丽中，你找不到一丝与之相对应的影子，也找不到一丝大学的影子。你或许会怀疑当今大学里住的全是“尧时老人”，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日子。

二是“黄口小儿病”。他们的文章离经叛道，荒腔走板，看起来异想天开但实则幼稚无比，他们本来早已过了不切实际的年纪，却还不愿从过去的乏味之中醒来。让人诧异的是，竟有不少的拥护者愿意与他们“大被同眠”，猛嚼变质的隔夜饭，更让人诧异的是，既然真有那么多人不嫌脏，那街上的乞丐为何不曾见其少。其次，他们文章中的对话似黄口小儿般吵闹不休，争到最后争的却是长安和太阳孰近孰远。他们慷慨激昂的讨论些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就像庄子惠子争的是“子非鱼”还是“子非我”，晚明三大疑案争的是朝纲伦理。既然争论的核心本就无聊，那么争论本身也就不值钱。没想到几千年前的唾沫星子竟然传承至今，有一批头脑不好的年青人还在遥遥的喊着“魂魄来兮”，他们唯一比老夫子强的地方就是少读了几本经史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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