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医生们也是。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是不是该更强势一些呢?有时候,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手术及之后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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