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自身的矛盾不但造成君臣，君民之间矛盾重重，更使得文官之间彼此仇视对骂。在“礼”与“仁”的控制下，一个官员被赏或被贬完全不依靠他有多么聪明的政治头脑和多么精明的治国方针，而仅仅是依靠他有多“仁”。然而，就像前面说的，“仁”是一个完全没有标准的标准，因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一个人可以既被称作“小人”也被称作“君子”，那么官员是否能被称作君子而得以晋升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标准。一个因为治水成功而惠及千万百姓并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增的功臣很可能因为皇室是否该收养一条流浪狗而与大多数官员的“仁”的标准发生冲突，那么，在大多数官员的丛恿下，被视作道德模仿的皇帝就不得不贬罚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最“仁”的且获得晋升的机会，官员就需要做最大的努力来搜集论证支持自己“仁”的标准，这些文官像极了古希腊时的诡辩学家。而为了能够使自己在辩论中得胜，官员不得不四处拉人加入自己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自己获得较大的胜利把握。当道德典范的皇帝最终裁定了哪个标准是正确的“仁”时，失败的辩方就会被贬，得胜的辩方当然会被赏，而因为在辩论的过程中不同的辩方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那么一人受贬或被赏，整个利益集团都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这让底层的官员非常苦恼，他们的“政绩”和命运完全由利益集团进行斗争时的“站队”选择来决定。而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辩论中的胜负并不一致，那么即使一个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事的官员也因为自己的“站队”而被贬或被赏，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官员的一生几乎总是起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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