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国外的那些大藏家们，每一个无不是身后有一两个或者一群专业人士古董商行家们扶着走路的，这是一种商业和学术相结合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认知，情感的传递。他们享受了这个过程，身后便将这些东西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流向社会，会有人再汇集，保管，研究和欣赏，再流传。。。。这是良性的。

从民国开始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的古董商行家们，各有各的能耐和秉性，各有各的机遇和命运。有兴趣的，可以查查早年的诸如孙瀛洲仇炎之卢芹斋等人的经历——卢芹斋，那年月流向国外的中国古董相当一部分经过他手；仇炎之，人说他家是第三个故宫；孙瀛洲，现在古陶瓷鉴定界谁敢说不是孙先师的弟子？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足以写出一本分量十足的小说。而他们各自经历的不同又常令人深思，什么是因果什么是福报？

而接下来的，便是断层，新中国前三十年是剧烈变动的，老一辈的古董商断掉了，后来都是慢慢在这个断壁残垣上自己摸索着爬起来的人，总归是底蕴不足积累有限。人人都言清末民国是中国文物古董外流的高峰期，而少谈其实改革开放后也有高峰期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相继大搞基础建设，很多文物在此过程大量出土，国家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东西都跟着钱走，谁出的钱多东西就往哪里流。那时候内地还没有所谓的收藏市场，好的东西有人一手买断之后就从香港流出去了。至于这条路究竟是怎样传递的，东西又是怎样出关到香港的，我知道一二，但是不确切，确切也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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