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崇祯元年（1628年），天启皇帝病死后，把帝国的烂摊子扔给了新皇帝。此时的中国政局可以用“危机四伏”四字来形容，时人将北方之虏、中原之寇、东南之夷盗并称为“三大患”。在这三大患中，中原的农民起义最终推倒了大明帝国的最后一堵墙；北方的满人渔翁得利、入主中原；在晚明的最后几年里，只有东南危机得以解决，这得益于帝国对海盗政策的调整。

在福建水师一败涂地之时，熊文灿走马上任福建巡抚。泉州府王猷上书熊文灿，称郑芝龙在与官兵的战争中，胜而不追，俘而不杀，据而不掠，有归降之意，“一时剿难卒灭，抚或可安。”熊文灿当然也不想刚上台就吃败仗，倘若能招抚郑芝龙，倒可以省却很多事。那么郑芝龙又是怎么想的呢？

郑芝龙与颜思齐不同，颜思齐重在开拓海外事业，而郑芝龙从一开始便确立了立足大陆的方针。他是个有抱负有雄心的年轻人，决不会满足于在台湾笨港那么个小地方当海盗头头，而且自古以来，海盗有几人有好下场呢？再说了，他本来就是个商人，先是在澳门经商，后又到日本平户，被大海商李旦收为义子，在商业上前途无量。只是年轻气盛，一腔热血追随颜思齐要革日本幕府的命未成功，这才落草为寇。所以在他执掌海盗集团后，便大力打造“新型海盗”的形象，不奸不淫，不杀人放火，跟官府打仗点到即止，并不赶尽杀绝，还不时传递愿意受抚的意向。换句话说，求利要求大利，若是整天喊打喊杀，却只图个蝇头小利，这有什么意思呢？与海上贸易的巨额财富相比，杀人放火抢劫，那才多大一点利益呀，郑芝龙不屑于做这个。要在海上贸易上图得大发展，必定得有资源才行。福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基地，背靠全中国的货源，还有比这块风水宝地更好的地方么？要扎根福建，营造商业帝国，就得跟官府合作，投靠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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