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建议总理衙门说：可以与日本修约交好，通商立约，但是不能给日本西方列强同等的待遇。

李鸿章这个“中日友好，区别对待”的策略，从外交策略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两条理由却都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条就不靠谱。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这是胡扯。

李鸿章的这段话很让人费解，因为与他此前的判断有矛盾。早在1864年，他就曾分析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应该说，这段分析是比较准确的，也与后面的历史发展很是吻合，可是他为什么事隔六年之后，对日本的判断反而退步了呢？

分析起来，恐怕还是因为传统的心态在作怪。李鸿章虽然对日本学习西方心存好感，但是还没有料到日本会有日后的成就，与总理衙门一样，他在骨子里并没有把日本当多大回事儿，只不过他对日本还是有所警惕罢了。

至于第二条，他之所以认为可以联日抗西，则是受了柳原前光的欺骗。柳原前光在拜见李鸿章时，态度极其谦卑，言辞极其恭顺，他还向李鸿章诉苦说他们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希望大清帝国能够看在都是亚洲国家的份上，与日本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那些强盗。

柳原前光很会装，装孙子装得很像。他的谦恭让李鸿章找到了天朝上国的感觉，多年来不见的老大感觉重新回来了，他的诉苦也让李鸿章同心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同情，他的联清抗西的提议也打中了李鸿章一贯的外交策略：以夷制夷。柳原前光的表演很出色，李鸿章如此精明的人也被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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