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为了利用各地政府的政策。比如内地某些地方，招商引资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硬指标，那么这些官员除了国家制定的对涉外企业“免二减三”的政策外，还会给予外资一些其它的优惠。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也难得有很大的创造，主要是在用地方面进行优惠。比如内资企业买地是20万一亩的话，给外资企业可能就是11万，这就“引诱”很多内地企业搞假合资。他们花个几千块，在香港注册一家“壳”公司，然后把自己的钱，从内地套汇到香港壳公司的帐户上，再作为投资款汇到内地的外汇管理局，这么倒腾一下是挺麻烦的，但如果买20亩地的话，就凭空省下了180万，而倒腾一下的成本不过十几万元而已。以后的事要是再能改变用途，使工业用地变成商住用地，搞房地产开发，那就更不知赚到哪里去了。

恒佳为了采购元器件，早已在香港成立香港恒佳，因此就可以很方便地，和内地的电信局成立合资企业，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综合以上这些原因，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市场垄断者，也要和生产商结盟了，这是中国特色下的企业行为，不能用西方那些理论来解释的。

电信系统在高速发展的十几年中，尽管受到社会大众的诸多诟病，但涉及经济的大案要案却并不多，是不是和这种创新机制的实行，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许是永远也不必揭开的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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