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皇帝也有难言之处，不错，先朝是有过“封贡”的事情，但那也是敌对方在边界先进行的接触，之后又有外官的提议和宰辅的支持，然后皇帝在做出了一系列悲天悯人的样子后才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这次不同。从外说，敌人屡次入寇烧杀抢掠，兵锋极盛，打起仗来都跟吃了兴奋剂一样；从内讲，朝臣们满口华夷之辨个个杀声震天，真让出兵打仗，先就有一个兵部尚书服毒自尽了。无论内外，都是丝毫不给台阶，而这个台子又太高如果没有台阶下，真的生往下走，恐怕就得栽个大跟头。所以思前想后，黑锅还是让杨嗣昌接着背去吧，反正他老人家身上的黑锅多得是，有主战派扣的、有东林党扣的、有爱民人士扣的，都快成黑锅王子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个再多背一会儿。

其二、崇祯的着力点

当年杨鹤犯过后，杨嗣昌曾先后四次为父求情。前三次是崇祯四年，奉命整饬山海关兵备的杨嗣昌三疏皇帝请求代父受罚，后一次是崇祯七年，已经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军务的杨嗣昌上疏皇帝为流放江西的父亲求情。对这几次上疏和杨嗣昌本人，皇帝很客气，也对此人的忠孝赞许有加，但就是不给面子——所奏皆不准，就是不行，每个人都有一笔账，单算。而对于崇祯五年夏天的那次求情，还是杨嗣昌出面，其时杨嗣昌的官职也只是右佥都御史衔兼永平、山海关巡抚，求情的对象是前阉党成员、曾经弹劾过杨涟等人的前宦竖爪牙郭巩，此时一向有功或许奖、有过必然罚的崇祯皇帝却破天荒地给了杨嗣昌面子，已经下狱论罪的阉党郭巩得以免死。其实杨鹤的事情，虽然很大很严重，但归根结底说到本心里，是个人能力造成的技术层面上的错误，只要不再用他，别的也还是可以原谅的。郭巩的事情则完全不同，这本身就是个前阉党余孽，它的事儿也完全是个人品德引发的思想意识层面上的错误，单冲弹劾杨涟一点，此人根本就是不可原谅的。当年的“大报复时代”漏了它，完全就是个意外，到了崇祯五年它还希图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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