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规律，具体到北京就是在当年开发农村的时候回龙观等地就势多层住宅是2000为主的房价，开发北京的望京大社区最开始是高层4000左右的房价，当时市区改造房开始是8000的房价，而现在有地铁是郊区房子可以卖好的关键，地铁边的房子再远也没有低于15000块的。而修建地铁的其他城市的中心房价也是向15000元以上靠拢。而当年要解决北大清华老师的住宅拆迁蓝旗营，那个时候房价没有达到8000，拆迁平衡不过来进行强拆，压榨拆迁户被很多当地人骂娘，当年要分房的那些北大清华老师们的态度与现在保护民生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不允许占耕地和不许强拆以后，这样的房价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被拆迁人掠夺的拆迁户开始食利拆迁和城市开发了，从而就有了拆迁拆迁一步登天的说法。

城市在古代的规模限制与现在也是类似的，只不过是现代的技术发展使得这样的限制得以拓宽，古代对于城市的限制就是交通与通讯，在城市中老百姓主要依靠步行的城市从城市的一地到另外一地的交通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在可以骑马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放大但是由于城市的拥挤限制了马匹的奔跑速度，城市的规模到北京二环路，也就是北京过去的城墙，这样的城池规模已经是达到极限了。对于现代社会由于汽车的出现城市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也因为堵车的原因受到限制，之间中国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的自行车王国的阶段，现在北京的规模扩大也使得人员的交通越来越无法依靠自行车了，城市的扩大对于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就提出了新要求，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先从黄包车开始，职业的车夫可以按照长跑运动员的速度给你交通支持，然后就是公交和出租车系统的建立，但是这样的地面交通的建立对于城市其它地面交通有严重的竞争作用，其速度和规模也受到了限制，这样地铁的需求就产生了，而地铁的建设是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要有足够的土地回报才可以，这些价值都在土地的增值上得以体现。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土地丰富更多城市就不承担地铁修建的代价而将城市小型化，在设施投资、土地价格等方面找到效益。与此同时城市的通讯也是一个关键，在古代的通讯主要是依靠钟鼓甚至吼叫，在中国古代每一个城市中心一般都有钟鼓楼，晨钟暮鼓对于一个城市的生活是非常关键的，而西方的教堂钟声实际上也是相似的效果，伊斯兰的清真寺也是有瞭望和吼叫的高塔，这是最原始的城市通讯工具，在现代电信系统出现以前，城市的规模和管理成本很大程度是被通讯所制约的，现在有了电话使得城市的商务成本大大降低，尤其是有本地和外地通话费区别的时候，而在手机的出现和发展以后城市规模的通讯限制就越来越小可以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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