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争论可以简化为：韩非认为合乎道德无用，不合乎道德才行，其实韩非的本意是说在道德之外还有比道德更有用的事物，那就是利益。

既然利益当头，那么君主治国的立足点是法治，而不是道德。在这一点上，韩非与现代社会学思想一致。现在社会学也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不能靠个人道德的发展，而是要靠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人的行为受外界环境影响要远胜于受自身的约束，现实中只有极少数的绝对好人和绝对的坏人，绝大多数是受环境影响的可好可坏的人。如果非法牟利可以不受惩罚，许多人会投入其中；如果非法牟利要受到惩罚，他们就可能不去做。因此要消灭奸邪，必须依靠法度，而不是希望人们的良心发现。事实上，在利益面前，良心很少能自我发现，只有惩罚来临，良心才有可能觉醒。

韩非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把便宜货放在偏僻的地方，即使像曾参、史鱼这样品德高尚的人都难免顺手牵羊，这是由于暗处下手不容易觉察。把值钱的东西放在闹市区，即使盗贼也不敢拿走，因为很容易被别人看见。

其二，母亲宠爱子女，牺牲自我，付出很多，可是子女并不见得往好的方面发展，相反他们娇生惯养，放纵成性，从来不听母亲的教诲。父亲奉行“棍棒出孝子”，结果子女反倒懂事听话，自立成才。

民性如此，韩非认为君主治民应该用法之严，不用仁之宽。然后他又站在民众的角度去考察了重刑、厚赏、严法产生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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