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中央之所以积极推动地方议会及地方自治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动员民意，对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督抚实行监督和牵制。当然，政治是一种利益博弈游戏，处于夹缝中的地方督抚转而与地方议会全面合作，由此，作为设计初衷的地方立法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博弈，转化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宪政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乃至生活方式，异化为实用政治工具，“宪法”与“民主”成为政争中有力的投枪与匕首。

曾经是皇帝候选者之一的溥伦，担任国家议会的议长（“资政院总裁”）后，政治立场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天潢贵胄摇身一变成为宪政旗手，不仅不接政府的茬，反而带头“刁难”政府。因为其打着宪政大旗，代表着“政治正确”，不仅理直气壮，而且可以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构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行为，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因此而认为溥伦是权贵中的改革者，那至少是不全面的。

权力的本质，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谘议局和资政院这样的代议机构，正是构建影响力的最好平台，从而能够为体制内的失意者提供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在旗手们的眼中，无论红脸白脸，无非都是一场戏，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上位。不择手段早已成为大清政治舞台上各种角色的“同一首歌”，提倡民主与宽容的立宪运动成为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任何的制度设计最后都被不择手段的权争所污染，宪政不仅被工具化，而且被庸俗化。议会成为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尚猎场。根据媒体记载，1911年资政院召开第二届常年会时议员到会人数很少，但在支领旅费、公费的那天却人头济济。

曾经被立宪派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后开国会”，不久就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因果颠倒，认为只要开国会就一定能开民智——“吾民资格在争开国会，果能争开国会，则总有资格。吾民之资格在乎争不争。”宪政成为一种权力分割工具后，各地的谘议局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分离主义，离心倾向遍及全国。一些必须依靠中央统筹才能完成的重大项目，如铁路，在地方分离主义的干涉下，不仅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不与他路联”的“死路”和“不通江海”的“僻路”大量出现，本就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民营铁路的大跃进浪潮中被大量浪费。

地方谘议局及其地方分离主义更是成为辛亥革命的真正主力。武昌城头一声炮响，依赖黑道和暗杀的革命党还没回过神，地方谘议局就一哄而上，彻底抛弃了旧的中央政权。而宪政改革被革命的大潮所中断，一个大的专制者被推翻，无数小的专制者在废墟上立即站立起来，中国再度进入靠枪杆子和拳头说话的历史循环，议会则成为一件“髦得合时”的新包装，可以随意剪裁。在整个民国历史中，无论是国家议会还是地方议会都彻底地橡皮图章化，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军政”、“训政”作为“宪政”前提的口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日期：2010-04-02 11:26:19

大海航行“拷”舵手

伊藤博文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都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而并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

1909年春夏之交，日本前首相、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

这位日本政治家俨然就是一个精准的政治巫师：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4个月（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中国在一场流血并不严重的“革命”中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伊藤博文是在会见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时作出这番预测的。当时，伊藤博文刚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而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至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 )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会见情况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和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到访中国。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伊藤说：“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伊藤还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三天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这段话成为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在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表态支持并大捞好处时，日本是唯一泼冷水的一家。当时的日本依然忙于消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两大胜利果实，最需要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现状。日本人直白地表示：安定团结、循序渐进才是大清国一切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在政治体制上的激进变革将令大清国崩溃。

尽管日本人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但伊藤博文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仅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反而成为社会分化、地方分离、族群分裂的加速器。

大清国的改革抉择，对于执政者来说相当艰难：内忧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条，这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在经过“极右”（戊戌变法）和“极左”（义和团）两场大风波后，已经成为共识。问题是，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种推翻，更是一种建设，这就需要在“变”的同时必须保持“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推进平等和进步，但其路径要求却有一定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权力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治的发展则要求不断的权力分解与分享。这其中，分寸、角度、时机的拿捏，在在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挑战。从开始于1901年的新政起，尤其在开始于190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大清国的中央领导层日益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