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峻的是，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大清政府为了应急而打开的放权闸门难以关上，地方不仅在一般行政上获得了巨大权力，甚至也干预过问军事、外交等代表国家主权、理应掌握在中央手里的“禁脔”，历朝历代最为忌讳的“问鼎”在大清国似乎成了普遍现象。在权威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中央虽对改革的节奏、步伐有着相当成熟（未必完善）的考虑，比如设定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却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跑步前进。

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每一次撤退，并没有带来理想状态的“国退民进”，而是表现为“（中）央退地（方）进”，权力的运作依然是集权和专制，无非是集权者的尺码从中央的“XXL”（特大号）换成了地方的无数“S”（小号）；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领域，表现为“白退黑进”，一些特殊小集团迅速占领了中央的权力失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基层政权“黑帮化”的倾向。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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