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发生了： 税收必须要实现成长，以满足经济刺激政策的要求。比如说，中国前10个月进出口关税总额大幅下滑将近20%，那么就需要在其它地方弥补这个税收缺口。 同时，大量的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返乡，退出中国主要的经济循环体。 那么，还在生存着的企业，还在工作着的个人，就得承担更多的税负。 而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税负，最终都要转化为个人的税负增加，摊到每个人的头上。 这样，个人的税负就变得异常沉重。 在2009年中期进行的企业大规模查税，并且追溯到2006年之前，就是这样状况的反映。 2009年后期，出台的针对个人午餐和手机等补贴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也同样是这一状况的反映。 不论企业税负，还是个人所得税，负担大部分集中到了城市。

不仅如此，城市居民的消费也必须要课税。 农民回了乡，自己种地、住自己的房子，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可以与外界发生很少的交易往来。 而农业税又取消了，所以农民可以交很少的税，就保持基本的生活状态。 但是，城市居民则有着明显的不同。 城市居民必须与其他人发生交易，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才能够维持基本生存。 既然有交易，也就意味着具有课税的机会。 有课税的机会，那么就必需要充分地课税。 因为，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太大，不论如何课税都难以满足支出的需求。 按道理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了，各种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了，按道理各种支出应该减少了。 但是，恰恰相反，很多城市居民在2009年的感觉是生活支出在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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