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习惯的俘虏。 如果让“工具人”掌控了资源，那么往往就会按照“大机器”思维方式配置资源。 比如说，在1990年代，所谓的“国际分工论”、“资源禀赋论”、“雁行理论”等成为社会的主流理论。 这个理论说，根据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中国的人工成本低，就应当发挥低人工成本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中国人的人均收入。 但是，这些理论没有说，亚当斯密说“劳动者工资是经济发展的标志”。 如果按照亚当斯密说的，那么首先应当从提高农民收入和工人工资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全盘思考。 那样的话，可能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就完全不同。 也就不会通过“工人下岗”潮，来解决所谓的改革“攻坚”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1990年代开始盛行的理论，以及后来很多人强调的“人口红利”，都是对于1950年代经济理论的回归，也就是对于“大机器”思维方式的回归。 这样的回归，结果就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社会资源亏损模式。 而“工具人”的行为随着“大机器”思维模式，也开始了学习模仿-落后-再学习模仿-再落后的人类资源亏损模式。 这个模式的持续深化，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经济现象。

中国从“一五”开始计划经济。 在此期间，采用苏联经济模式，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 当时，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等多个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工业基础的大城市，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也就是“大机器”建设。 而广东、福建等地，考虑到战争等因素，被作为“战略前线”，没有建设大规模工业基地。 围绕这些工业基地，形成了社会资源的集中配置，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等支持性服务系统。同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提高工业品价格的“价格剪刀差”，实现农业支持“大机器”的目的。 可以说，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都在为“大机器”的运转而服务。 在这个时候，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一方面需要负担“大机器”运转的成本，另一方面得不到“大机器”运转带来的好处。 所以，在当时农民“进城”是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能够进了城，就能够沾上“大机器”的光。 不论考上大学，还是直接进厂当工人，都有幸成为“大机器”里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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