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苹果为代表的美国中小企业,也通过持续的创新,实现发展或者复兴。 可以说,苹果是能够触及人们心灵的一个品牌,它反映出美国重新获得竞争领导地位的过程。 Sony曾经统治了几十年的“随身听”市场。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MP3颠覆了Sony随身听。 苹果的抓住了机会,将苹果的MP3做成与众不同的iPod,并建立网络音乐收费下载网站iTune,将iPod和iTune进行匹配,既卖机器也卖歌曲,改变了世界版权音乐销售的格局。 iPod进入了日本市场,其市场的占有率由2004年的32%飙升至2005年的51.3%,而远远被甩在后面的索尼仅有16.2%,排名第三的松下则为8.2%。 iPod在日本的销售也不仅仅是MP3播放器,还与苹果日本版iTunes网上音乐商店相衔接,推动了iPod的销售。
iPod的成功是一种充满年轻气息,依靠竞争创新精神的成功,它反映出苹果在“浴火重生”之后,展现出来的一种成功的精神力量。 索尼曾经以创新产品、外观设计、精工细作等各方面的优越性,获得欧美市场消费者的青睐,无数消费者成为索尼的忠实消费者。 但是,在苹果面前,索尼的消费者忠诚度变得不堪一击。 甚至可以说,在苹果Logo面前,其它品牌的客户忠诚度,也大都不堪一击。 在苹果彩色电脑、苹果笔记本、iPod、苹果手机的复兴之路上,只要是苹果的产品出来,就有无数的人在追捧购买。 即使很多人觉得苹果产品昂贵,但是人们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苹果的青睐。 可以说,苹果开始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并且通过自己的精神,俘虏无数消费者。
如果说美国是色调丰富的彩色电影,那么日本就是贫乏的黑白片。 在美国充满人性化和创新精神的多彩竞争面前,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开始暴露出精神的贫乏。 日本长期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社会文化和经济机制越来越僵化和压抑。 因此,面对充满活力的美国竞争,处于压抑之中的日本,进入了长期衰退。日本的主要问题在于,内部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压抑了国内社会的竞争,尤其是压抑了年轻人的进取活力,使整个日本社会失去了创新进取的动力。 当老迈的日本与年轻的美国竞争的时候,结果不言而喻,日本文化进一步处于压抑状态,人们开始失去希望。
首先,日本社会“本末倒置”,颠倒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国民幸福既是经济增长的目标,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经济的本身就是研究国民幸福程度的学科,没有国民幸福的经济毫无意义。 而日本为了赶超美国,采取了以经济增长的手段。 日本想以有形的经济数据,显示出自己的强大,而不去关心国民是否幸福。 其实从本质来说,这种颠倒造成了日本年轻人被压抑的结果。 因为,谁关心经济? 谁关心幸福? 那么肯定是老人关心经济,关心金钱;而年轻人更关心个人的发展机会,更关心个人的幸福。 于是,这种颠倒本身就是老人压抑年轻人的表现。 而这种颠倒,虽然让日本在短期之内,似乎就要超越美国了。 但是,让日本耗尽了潜力。
美国重新获得竞争领导地位,主要的推动力是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在做着让自己兴奋的事情。 不论是科比 布莱恩特喜爱篮球,驰骋在NBA的赛场;还是迈克尔 波特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枯坐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他们都在做着他们觉得有乐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同时,日本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 国家不关心国民是否快乐、企业不关心员工是否快乐,家长根本不关心孩子是否快乐。 强势群体为了自己的意图,强迫自己管辖的弱势群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 其中,最受压抑的就是孩子。 孩子们毫无发挥个性的自由,必须得按照社会和家长的意愿,拼命学习课本上的教条,然后考上名牌大学。 因为只有名牌大学,才意味着毕业后有好的收入待遇和升迁机会。
由于日本长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整个日本文化处于非常压抑的状态中。所有的经济增长,都应当服务于国民的素质提高与国民幸福。 但是,日本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把国民幸福放置在为经济增长服务的位置。 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投资倾斜、银行扶持等方式,把日本的所有社会资源向目标企业倾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不少创新性行业和企业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同时,日本经济形成了对人民的无情掠夺。 虽然日本非常重视基础教育,政府大量投资在教育上。 但是,在日本“举国经济”的体制中,教育人民的目的,并不是以国民心智成长和幸福为目标。 日本只是要通过国民教育,让日本经济能够更好地使用他们。 这就等于把经济增长和人民幸福的关系颠倒,而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变成了困扰整个日本社会的根本问题。
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中,国民的个人幸福更是被放到一个不被人考虑到角落。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似乎是个很好的制度,也是美国一些企业曾经追求的目标。 但是,日本和美国的终身雇佣制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日本雇主与员工的关系,并非平等的关系,而是像宗主与附庸的关系。 人们通过教育能够进入企业,为企业所使用。 而企业则通过终身雇佣,给人们“铁饭碗”。在日本社会中,强权主导着社会关系网,人们的迁徙成本极高,大多数日本人被围困在自己编织的网中。 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并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 而一个缺乏真正人身自由的国家,是无法具有整体的国家竞争力的。
就这样,美国和日本在人性与国民幸福的较量上,分出了经济上的差异。 在制造业上,日本的一些企业仍然坚守住在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主导地位,保持了在机械、化工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但是,在社会人性和文化竞争的层面上,日本落后美国的差距变得更大。 日本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讲求纪律,纪律的结果就是以社会等级制度压抑竞争、压抑人性。 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就是年轻人。 他们本来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获得非同寻常的发展。 但是,日本社会并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而美国能够重新把日本甩在后面,一方面依靠美国文化中,鼓励年轻人的竞争冒险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与对年轻人的压抑,也帮了美国很大的忙。
日本更加落后的时候,最为苦恼的是年轻人群体。 日本在7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群,已经不为吃饭、穿衣发愁,而需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满足。 他们需要的是社会更多的竞争机会,实现个人更快发展的途径。 他们渴望个人的能力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弘扬。 其实,他们从骨子里面是瞧不起老一辈人唯唯诺诺,为了一口饭吃,就给企业当牛做马,曲意逢迎的生活态度。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年轻人也希望像美国的年轻人那样,有充分发挥个人潜力的空间。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经济社会结构反而变成更加保守和顽固,更加压抑竞争。 日本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以女性为主。因为,每个日本男人都怕在出国之后,就会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日本社会中,失去自己的位置。
美日之间的竞争也让日本的年轻人沮丧,因为他们看到日本经济增长的另一面。美国开始“互联网革命”之后,风险投资和创新技术进行组合,创立创新企业,推动美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与此同时,日本也出现孙正义这样的风险投资家,希望推动日本的经济升级。 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日本在发展了几十年后,逐渐变成老人们掌权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而在老人们掌权的日本经济结构中,基本上没有创新的空间。 不论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都很难被掌握市场权力的老人们所认可。 它们也就很难成长起来。 而孙正义只能算是夹缝中生存的异类,很难成为气候。 于是,日本整体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境地。
其实,日本并不缺乏创造力。 丰田靠发明起家,索尼的随身听,日本在录像机上的持续发展,都形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 而任天堂更是创新的典型。1983年,任天堂顺利推出了社长山内溥构想的廉价家庭卡式游戏机,一投放到市场,立即风靡日本,当年就售出6000万套软件。凭借价格和专用游戏卡的优势,任天堂迅速打败了日本所有游戏机生产厂商,1985年的游戏机销售量突破500万台大关。从此,任天堂也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新品牌。 这些创新虽然还不像美国的基础性创新,但是如果日本沿着通过发挥年轻人的潜力,持续朝着基础性创新深化的道路前进,日本还不会如此轻易地就被美国抛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