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和非体制的差异,只要不是智商太低,都能够看出来。因此,人们想方设法进入体制,通过“站队”实现自己的利益提升。 于是,这也形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将近15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考试热潮。 因为,人们都希望通过自己“正确站队”,能够成为社会中利益受到保障的群体。 当然,无数实业企业老板纷纷关闭自己的实体经济,并且将资金投入房地产,也是投靠体制的一种方式。 而在国家权力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可持续国际竞争发展能力的企业。 既然中国企业无法在国际上竞争,那么就只能在国内蜷伏在国家权力经济之下,成为体制的附庸。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央企,也表现在民营企业。 而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成为支持着体制运转主要力量,贡献了大部分税收、央企垄断收入、房地产收入等等。不过,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先天不良,无法与体制形成制衡。 在美国,大企业基本上都是从私人公司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上市而成为公众公司,这是美国以企业为主要权力载体的一种表现;而在中国,因为体制的权力集中,害怕私人企业的发展,因此民营企业不可能做强、做大。 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企,也就是体制的延伸,其公司治理和运作方式都不算是企业(enterprise)。因为体制经济的强大力量,大多数中国的智力资源都都倾向于进入体制。 同时,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也都是通过“站队”开始起家,而不是依靠企业家个人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开始的。 因此,民营企业普遍都是低技术、低质量、低工资、高劳动强度、高污染、高消耗的“血汗工厂”。 这些企业一方面缺乏市场抗风险能力,一方面缺乏财富灵活性。 而这“三低、三高、两缺乏”,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弱不禁风”。 那么,再加上体制的力量展示,民营企业如果不做体制的附庸,就只能被市场和体制所淘汰。 不过,这就形成了民营企业面临的两难:1、如果“站队”离体制比较远,那么各种税收、通胀、市场的劣质竞争等等方面,都会压垮企业;2、如果“站队”依附体制,虽然短期活下来了,但是体制想民营企业那里索取多少,就可以索取多少。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做实业已经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想生存下去基本上都是MissionImpossible。 所以,民营企业被国企兼并、投资房地产开发、或者炒房就成为正常现象。
同理,绝大多数的中国“中产阶级”,也缺乏独立生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依靠自己的综合知识和专业能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明确自己的立场、“站队”而实现的。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学界”看上去很热闹,多种观点都在交锋。 但实际上,这些热闹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经选择了“站队”。 因为,从体制的本质来说,真正有思想、看问题敏锐、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自愿“站错队”的经济学家,不会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其实,就连一个姓袁的高中历史老师,讲历史课的视频流传到网络上,就直接被封掉,而且网路上所有流传的视频也被清理干净。 那么,敢于说出中国真实问题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中国能够经常上公开媒体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体制内的宠物经济学家和体制外的表演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不论如何表演,大家都知道该怎么“站队”。 那么,如果一个担任某重要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不再选择“站队”的时候,就直接在这个岗位上被解职。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出国后,感觉自己没有机会,受到社会的歧视。 比如说,刚毕业的优秀大学生们可以通过考托福、GRE等方式,拿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读博士。 经过读博士的过程,这些大学生可以持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学术水平,大都也能够圆满完成学业,然后在美国找到工作,顺利开始自己在美国的专业生存之路。 但是,当优秀大学生毕业之后,如果在中国工作十年,那么绝大多数就已经达不到美国相应的职业标准。 因为,大多数人都把自己大量的时间用在“站队”上。 人们在忙于“站队”的时候,也就是无法进行系统的职业素质培养、工作技能提升、沟通与协作能力发展。 所以,这些人即使有钱、或者按照技术移民到了欧美等国,也只能进行低级的工作,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而且,这些“中产阶级”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站队社会”,无法理解欧美能力社会中,人们需要的综合知识和专业技能。 当这些人仍然按照自己的技能水平和行为模式,希望在欧美社会混入“主流社会”的时候,这种“站队”的思想实际上受到当地人们的内在鄙夷。 所以,这些人一方面想代表在美国生活得很好的华人,认为美国进行种族歧视;另一方面想代表少数仍然在学习进取、喜欢欧美安静社会、能够适应欧美职业要求的人。 其思维都是按照“站队”的思维,通过强调欧美歧视中国人,说中国人“二等公民”,掩盖自身缺乏竞争力的事实。就像一个人在美国可能连专业工作都找不到,但是到了中国因为正确站队,而且善于包装,号称自己是美国名牌大学博士,然后通过忽悠人们实现自己的高收入,并且号称自己的成功可以复制。 而这些善于“站队”的人们,即使早期学习好、成绩好,但是到最后也只能依靠体制、依靠包装、为维护体制而生存。 如果失去了体制,这些习惯于站队的“中产阶级”将失去自己的生存根基。
在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体制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 体制的力量就在于其庞大,以及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力。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说的,当时间足够长,人们就开始依赖体制。 不论民营还是“中产阶级”,在体制之下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国际市场竞争升级的机会,因此只能够通过支持体制而生存。 即使曾经“学而优”、曾经对自己充满的希望的“中产阶级”,也只能直接、间接依赖体制而生存。当体制倒掉,“中产阶级”也就会倒掉。 所以,“中产阶级”和体制一样,都希望体制能够继续、希望房地产能够继续。 所以,“中产阶级”也就更加努力,希望通过支持体制,让自己也获得利益。 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人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于体制的抵触。 一个事实非常清楚,这十年中在房地产市场“站错队”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巨大的收益,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处在痛苦之中。 不论是做实业的民营老板们,还是一直想等等看的“中产阶级”们,通过自己的痛苦经验,体会到自己是无法抗拒体制的。 所以,2010年的市场上,“空头”已经基本上消失。 不论是歇业或者缩减规模的民营企业老板、还是收入不错的“中产阶级”,还是凑齐家里所有的钱贷款按揭买房的“准中产阶级”,都认为房价已经不可能下跌了。 所以,人们除了拼命向体制内挤以外,砸锅卖铁也要买房子,感觉不买房子似乎就生活不下去。 即使“宏观调控”多次打压房价,人们都不需要思考,就知道房价还会上涨。 因此,即使收紧货币、两次加息,都不能阻挡住人们买“一手楼盘”的热情。 同时,“中产阶级”们克服了越来越高的汽油价格、车船使用税、过路过桥费、以及其它各种税费,踊跃购买车辆。 通过体制、民营企业老板和“中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中国蝉联世界汽车销量第一的位置。 这些消费为体制创造了大量即时的税费和企业利润,而且也创造了未来的收入。 当然,民营企业老板和“中产阶级”在买房、买车之后,手头的现金明显减少,大多数的财富都变成了车子、房子。 可以说,这种表现就是,当体制需要他们“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也只能“甘于奉献”,这就是作为体制附庸的义务。 中国的国情跟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一样。 当体制需要的时候, 整个社会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自身的“割肉卖血”来维持体制越来越大的消费。 而且,社会还显得非常兴奋,为国家经济权力的强大而喝彩。
日期:2011-01-14 11:1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