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价上涨的角度，中国社会变化的脉络非常清晰： 在第一个10年的物价大涨，让从事农业的农民重新变穷，也就等于传销系统的“最下线”又回到过去的状态。 只不过，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吃饱肚子，而不像以前那样连肚子都吃不饱。 从整体上，农民基本上满足，而且由于农村户口政策，农民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应。 因为，农民既没有发言能力，又缺乏反抗能力，所以只能“逆来顺受”。 但是，物价大涨也引发了城市居民的不满，学生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第二个10年的物价大涨，则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从当时的角度，物价大涨主要导致了内地经济和沿海经济的“冰火两重天”。内地经济-尤其是已经成型的工业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内地进入全面贫困状态。 同时，朱在后来开始粮食收购的管控，以及农业税的开征，导致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在这个基础上，导致后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小农式作坊经济获得高速成长，支持了出口“创汇”。 而在当时，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第三个 1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主要基础条件。 这些政策包括：金融系统的法律改革让央行受政府管辖，所以政府可以随意发钞印钱；“房地产立国”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试图通过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通过大力打击走私和私企，扶持垄断性央企，加强传销系统对整个经济的全面控制；进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养老社会化等措施，实施国家全面“甩包袱”的措施；鼓励股市圈钱，通过引诱民众炒股“赚钱”，让民众用自己的资金给系统“输血”；加大“铁公基”的投资，让中国的收费公路占到世界的绝大部分，强化封建收益；进行西部大开发，全面开采西北的资源和环境；另外，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标志性建筑的建设，并且进行三峡建设、限制火电行业的正常发展等等政策。这些特定的行业开始获得特别的“照顾”，因此也具备了聚集巨大财富的条件，为第三个1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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