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鼓励生育的，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人头决定兵力、地力和财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生育。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起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当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生活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愚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

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西方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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