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矛盾点在于，越是“高端”的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越是少，顶端国家在分工合作的自由贸易体系中固然能获取最大利益，但这些利益却并不会均分给全体国民。那些在相对中低端产业中产业工人，甚至包括部分中产阶级可能过得比以前更差。仔细研究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选民成份都会发现一个共性。那些生活在伦敦、纽约的精英们，是最不愿意看到这种孤立倾向出现的；而那些受外来因素（包括产业转移、移民、外劳等）影响，经济状况转差的“工人阶级”，则用他们的高投票率表达了对国家开放的不满。

把时间线再拉长点我们会发现，近年来世界政坛的大事件，似乎都有类似的经济导火索。比如2010年底，一个26岁突尼斯年轻人因经济不景气而抗议自焚，不治身亡（无法找到工作。被迫做起小贩期间遭受当地丨警丨察的粗暴对待），引发了席卷阿拉春世界的革命浪潮。与英美政治走向变化的区别无非在于，阿拉伯人还有个“体制”（民主）大饼可以期待；早已是世界民主灯塔的美、英，却显然是不可能去质疑自己“优越”的政治制度的。于是自由贸易、外来移民/劳工，便成为了悲观经济情绪下的发泄口。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一直在体制上超有优越感的香港，你会发现最近发生的种种以保护“本土利益”为借口的事件，其中的逻辑线与之同样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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