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如果单独考察《国富论》，斯密确乎是将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更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其实，斯密在论述人的自利性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含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制度环境，诸如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等等，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体现着斯密的与市场经济相应的经济伦理观。而现代自利行为假设的信奉者们恰恰在此丢掉了“经济人的灵魂”：只有一定的法律和制度保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才会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事实上，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制度框架是各种可能行为整合的最基本的参照系，对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

2.2.2“一只眼的理性”

斯密之后，约翰•穆勒依据西尼尔所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对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进行了形式化的处理，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动机——财富最大化的动机，奠立了“经济人”假设的第一块基石——自利原则，并提炼出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经济人就是会计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承接了边沁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确立了经济人假设的另一基石——极大化原则，并将经济人假设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求极值问题。此后，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的修缮，在现代正统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标准解释是：在理想情形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其核心。简言之，理性经济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是非理性的。这种“一只眼的理性”尽管蕴涵着一定的科学逻辑，由是观察分析人类行为却注定是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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