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休谟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休谟的思想出现在一个相信确定性的时代，休谟的错误是寻求确定性知识必犯的错误。在休谟看来，从归纳法获得的科学知识应是确定无误的必然知识，但由于归纳知识不能从逻辑上找到这种确定性的可靠保证，因而就怀疑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其实，归纳知识并非必然性知识，而只是不确定的或然性知识，是概率性知识，具有建议我们选择假定的功能，归纳推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这样，科学知识是否可错就与归纳问题密切相关。坚持科学知识无错，是普遍的必然知识，那么归纳问题无解；抛弃科学知识无错论，认为科学知识可错，是一种概率知识或假设，归纳问题就不复存在。事实上，归纳方法对于人类来说也具有实践的必然性，特别是在面对现代世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时，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和学习中建立起对世界的近似认知。

显然，崇拜演绎法的演绎主义和崇拜归纳法的归纳主义都是不足取的。演演绎主义的优越感来自于演绎过程中的逻辑严密性，而演绎主义难于自圆其说的困难则是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公理的来源问题及其真理性问题。将公理的来源解释为先验的直觉比归纳主义的解释显然更为肤浅。归纳主义的优越感则来自于归纳知识来源的经验基础，而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是归纳推理的有限性、不可穷尽性。因此，作为客观现实中个别和一般的辨证关系在思维方法上的反映，作为认识过程中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得以实现的两座紧密相连的螺旋式回环前进的桥梁，演绎法与归纳法应该也可以统一起来，但这种统一不是在传统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而应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辨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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